这三个问题共同构成了中国思想应当面对的"中国问题"。
汉武之后，儒家开始由官方、甚至皇帝亲自出面钦定各种典籍和概念。墨子说原始形态的人们，「百姓为人」。
如果我们不将之解释为斯德哥尔摩，那么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孔子的学说尽然这样与他和儒的出身相背反。孔子说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是他个人一生的最好写照，也是儒家学派整个历史的写照。我们需要首先定义一下，什么是尊重。必须保持孔孟的政治正确。罚小学生抄20遍作业，作用只是让他记住了，而不会让他水平提高。
以免沾染了狂妄和封闭。原来那么多高调，只是要烘托君王和孔孟儒生的神圣性。它反映的是当代儒学游魂化的困境。
朱子说过一句发人深思的话：千百年来孔子之道未曾一日得行于天下，人们对于这句话或许有不同的解读，笔者以为其中所表达的正是朱子对于当时已经积弊丛生的家天下制度的深刻反思，这样一种政制与孔子天下为公的政制愿景具有根本性的冲突。原始儒家心性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士大夫阶层以道自任的独立人格。三、教化儒学：从学术走向民间 马克斯•韦伯曾经不无见地地指出，传统中国社会明显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层，有文化修养的士人阶层和没有文化教养的庶民阶层。值得注意的是，《白虎通义》不仅包括谥号、祭礼、致仕、考黜、纲常等制度性问题，而且包括天道性命问题，许多问题系由汉宣帝亲自裁决。
[1]原始儒家处理自身与君主关系的根本原则是道统高于君统，基于这一原则，作为体道为己任的士人阶层，实际将自身置于比君主更主要的地位，他们为人臣属，却决不放弃自身的道义理想与处世原则。第三，建立新的组织形态。
再次，从古代威权政治转向现代民主政治已经成为近代以来儒家的普遍共识。儒家由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跻身于百家之上，其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但精神生命层面的损失却是无法否认的。也可以象子贡那样做一个富甲一方的儒商，结驷连乘游走于诸侯之间。其次，民主政治完全符合历史上儒家政治探索的方向。
儒教的重建有待于职业化的组织形态，即它必须有自己的教会和庙宇，这是建立制度化儒教的关键环节。原始儒家的以道自任和批判精神，同样体现在他们对君臣的关系的设计中。孔子特别强调士人在处理君臣关系时决不能放弃道这一根本原则，孔子告诫他的弟子们要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中子思说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汉代以后，儒家心性论仍在发展，历代大儒都有所发明，但是，伴随着封建制度的终结和郡县制度的确立，儒学已经被纳入到君主专制的结构之中，它由孔孟的私学编成了官学，它已经被体制化了，这给此后心性儒学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他可以象冉求和子路那样投身于现实政治，直接改造社会，也可以象原宪那样，在孔子死后亡于草泽，居于穷闾，以不能行夫子之道为病。再次、它将致力于培养新时代独立的士大夫人格。
据赵歧《孟子题辞》，汉文帝时已经立有《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等博士，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设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汉书•儒林传》），博士变成了儒家的专利。从戊戌变法开始，历代大儒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和唐君毅没有一个不赞成宪政民主的原则，尽管它们在如何实施这一原则的问题上并不完全一致。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告诉我们，游魂是无法独立存在的，它必须找到一个体，必须附体。从历史上看，儒学经历了子学、经学和理学等不同形态。实际上，无法找到实现民本价值的有效政治制度是历代大儒的重要心结所在，假如孔子朱子在世，必会成为民主制度的坚定支持者，它为他们的政治理想找到了一条最为直接有效地实现途径。启发士人对于道的承担意识乃是儒家教育的入手处。在一样一种高度体制化的环境中，真正的儒者自然不能忘怀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但君主专制的严酷现实使得这种豪言壮语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一种精神安慰，实践的空间大大缩小，向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建议的大儒董仲舒差一点因为言说阴阳灾异而丧命的事实，典型地说明了君主专制时期真正儒者的两难困境。因此，从民本到民主乃是制度儒学演变的必由之路。
从孔孟到现代新儒家，民本理想的实现途径一直是历代大儒关注的焦点问题。目前大陆儒学中有一种所谓原教旨主义主张，认为中国古代的王道制度要优于西方近代的民主制度，提出要用王道政治破除所谓现代民主迷障。
至战国中期，面对封建制土崩瓦解的局面，在七十子及其后学那里曾兴起过一股禅让思潮，主张以古代禅让制度解决当时的政治危机，《礼运》和郭店楚简中的《唐虞之道》，均是这一思潮的产物。儒学从私学演变为官学，是从西汉设立经学博士开始的。
儒家真正实践过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制和君主专制，而这两种制度与儒家的政治价值观都有相当的距离，所以《礼运》才将三代以下的政治称为小康，以与儒家所心仪的大同之世区别开来这方面的资源儒家是很多的，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儒家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体的，山水草木和人一样都富有生命和灵性，不能随意破坏。
2013年11月26日，中共全面改革方案刚公布不到两周，他就来到了山东曲阜，考察孔府、论道儒学，这次政治活动在中共领袖的历史上具有突破性意义，也显示了他要从儒学中寻找更多改革资源的决心。 助力改革目标 新一轮改革主要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保和党建等六大方面，每个方面又包括若干子目标，对于其中的一些改革目标，儒学能贡献自身资源，这里以社会比较关注的三个改革举例。儒学在为改革贡献资源的同时，改革也能促进儒学的发展。不过，基于儒学的研究和发展现状，目前儒学离复兴的目标还比较远，但改革为儒学复兴提供了一个机遇。
培养这样的改革者，儒学的资源是丰富的，儒家历史上的改革家大多具有这样的品质和精神。相对今天来说，传统社会政府官员在社会大众中的比例并不高，但却能维持社会的良好运转和稳定，也能较好解决社会矛盾，这不能不令人深思和借鉴。
不过，仅仅决定道路的独特性还不够，传统文化还能为改革贡献更多的东西，改革者还能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中获得更多的能够对改革提供助力的资源。从研究的角度看，改革中，社会的状况、问题、矛盾会更加真实的暴露出来，社会的渴望和需要会更加形象的展现出来，这样的现实易于激发研究者的理论思考，也利于他们从社会的渴望中获得推动儒学发展的灵感。
这样的改革者就是儒家所说的志士仁人，改革者就应是志士仁人，只有具备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改革者才能不畏权贵、才能一往无前。儒学的复兴正在途中，它对民族复兴的贡献也一直在进行中。
夯实改革内功 第一，凝聚改革共识。因此，新一轮改革对儒学来说是一次发展的机遇。改革中，改革者的角色至为关键和重要，对改革者来说，要顺利推行改革、实现改革目标，除应具有足够权威外，还要有坚定的改革意志、不畏强权的改革品质和一往无前的改革精神，甚至要随时做好为改革牺牲的准备。新一轮的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选拔一批认同改革、信奉改革的人，让他们作改革的执行者、推动者和坚守者。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形成了大量的既得利益者和利益集团，中国近年有些改革之所以成效不显，和利益集团的阻扰有关，也和改革者是否具有志士仁人的精神有关。 推动民族复兴 中国新一轮改革是为实现民族复兴梦想而进行的，然而民族复兴的条件，除经济增长和制度变革外，还需要文化复兴，没有强大文化软实力的国家不能称为真正大国。
在大众共识方面，虽然建国后由于种种原因，传统因素在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淡，但毫无疑问的是，至今为止社会大众最熟悉、感到最亲切的还是传统的东西，发扬传统、坚持传统的政府无形中会获得社会大众更多的支持。能力是运用制度的能力，在新制度建立后，需要一批信奉新制度并熟练掌握、运用新制度的官僚，因此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指官僚队伍的现代化。
更要让社会大众切实享受改革成果，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扩大改革的受益者，通过增大改革的受益者进而造就更多的改革支持者和守护者，造就更多愿意为改革作出牺牲的人。习总视察孔府时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要通过改革激发人们的道德意愿和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即自觉遵守、践行制度的能力。
